礼确实是孔子儒学的重要特色，我想到了与礼密切关联的乐的问题。

更多儒生则信仰佛教，南北朝以来，即如此。两者相互作用，催生了一些独特而重大的宗教与文化现象。

及前哲、令德之人，所以为明质也。由此形成《国语·鲁语上》记春秋后期鲁大夫展禽所说之祀典制度： 夫祀，国之大节也。之所以存在这种独特格局，理由恐怕只有一个：儒家虽具有宗教性，但并不是自成体系的宗教，远没有宗教之完整形态，也不是以宗教比如说建制化教会的方式，发挥作用于儒生和普通民众。唐代、元代、明代、十九世纪中期以后，基督教四次传入中国，尤其是后两次传入规模大，且一直延续至今。至汉代董仲舒-汉武帝更化，中国政教宪制形成。

射乡食飨，所以正交接也。曰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那些未能担任官员的儒生也在文化、社会领域中教化民众。

这一点，塑造了儒家之气质。《子罕篇》： 子畏于匡。在这里，看不到神，看不到启示。及前哲、令德之人，所以为明质也。

士大夫进而借助政府和社会领域之各种制度，教化民众，而形成秩序之文。儒家是文教，因此，政府虽兴办学校，教授五经之文，却与政教合一不相干。

这些儒生还通过通俗性语言文字媒体，比如小说、戏曲等，对普通民众进行儒家价值之教化。也就是说，各种宗教基本上在教化其信众以儒家守护之中国价值。本文将简单回顾历史指出，自儒家诞生以来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形态就是一个文教，多个宗教，此文教即儒家之教化。这方面最为典型者为历代循吏。

周文就是周之礼乐，六经汇编了古典礼乐。他们让儒家价值渗入社会各个阶层、群体。它的反义词是近，《论语·阳货篇》：子曰：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孙，远之则怨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 孔子之时，周室微而礼、乐废，诗、书缺。

本文还将指出，恰恰是儒家之特殊地位，塑造和维系了各宗教之间宽容的文化与政治环境。双方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，原因不难理解：两者都是较为完备的宗教，都具有宗教特有的信仰之排他性。

在共存基础上，儒家对宗教产生重大影响，促使其调整教义，以缓和其与儒家义理之间最为直接的紧张。到汉代，经师有口说大义，有章句。

他们不仅在统治，也在教化。尤其重要的是，魏晋以降，儒生多数信奉高级宗教：或者信奉道教，比如，北朝崔浩即崇奉道教。学是儒门存在之基本形态，此后一切儒生皆通过学，追求儒家确定之成人目标。以为文则吉，以为神则凶也。儒家士大夫治理社会，并不完全依靠暴力，而较为信赖教化。在儒家的文教、政治地位遭到侵蚀的时代，则极易出现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，比如中古时代的灭佛事件，恰恰因为儒家式微，道教借助权力与佛教争夺精神统治权。

这些信仰、宗教之间并不会在信奉者心灵中引起紧张或冲突，也并不为信仰、宗教所禁止。儒家士君子之养成首在博学于文，不学文，无以为君子也。

尤其是唐宋以后，中国教育大幅度普及。讨论宗教的儒家化之前，先讨论儒家出现之前的神道设教现象。

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。由此，在其他文明中可能处于对立状态的多种宗教，在中国得以和平地并存、互补。

孔子教弟子的首先是文，其它三项由文衍生。这一神道设教过程具有清晰的价值取向，简而言之，就是各种神灵崇拜之儒家化。两者相互作用，催生了一些独特而重大的宗教与文化现象。依据这样的宗教定义，儒家不是宗教。

儒家士大夫通常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批评佛教，比如，批评沙门不敬王者，信众不拜父母的教义损害优良社会秩序。德行科之身合乎礼，心顺乎情，而具有优美之文，言语和政事两科之弟子则娴习公共生活之规则与程序，而令公共生活形成健全秩序，亦即文。

由此儒家化，各种宗教柔化了其教义中较极端的部分。礼乐规范所有人在一切场合之行为， 孔子以文教弟子。

儒家之本在学，儒家发挥作用之渠道是教，狭义的教，以及政中之教。孔子之教中没有神灵，也没有启示。

但是，其力量却是分散的。透过文教体系之广泛渗透，中国人具有共同的价值和心智。但这些儒生当然有宗教性生活之需求。孔子以六经之文传授弟子，即为教，教育。

《论语》首篇《学而篇》实为《论语》全书之内容提要，首章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事业之描述，也是孔子对孔门存在之社会形态的交代。文之教是儒家存在并非发挥社会功用之基本形态。

《季氏篇》： 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当然，此处，他们教化的对象是民众。

由此形成《国语·鲁语上》记春秋后期鲁大夫展禽所说之祀典制度： 夫祀，国之大节也。曰：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